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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刘宏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，1992年11月的一个中午，午休期间，深圳国贸大厦附近的一家营业部里，一批大户集中在一起，商讨“抄底”事宜。他们认为股市已经跌得差不多了，于是商议集体行动，下午大家就调集资金，采取一致行动抄底。刘宏就是当时抄底大会的核心成员之一，他当时买的股票是鄂武商A。很快，A股市场就展开了强劲反弹。到1993年2月，上证指数涨幅超过了200%。

国债逆回购与股票交易不同，在成交之后不再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，成交时的价格就决定了收益。国债逆回购的资金门槛有要求，沪市10万元起，深市1000元起，均以整倍数递增，如果钱不多或不够沪市门槛，可以选择深市。费用：按照持有天数的不同，从0.001%-0.03%不等，国债一、二、三、四天回购佣金水平为10万元一天一元，佣金很低。

近年来，美国的利率是明显上升的，但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往下的，两国利差已经很小。2018年底，中美两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已降至近五年底部，一月期美元LIBOR（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）与我国一月期SHIBOR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）利差仅为36个基点。随着美国加息周期停止，中美的利差可以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状况。这种状况的出现对于中国市场利率减少了一种压力。

“‘一带一路’倡议实施以来，中国和东盟国家秉承‘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’的精神，全面拓展深化财税等领域合作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，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。”缅甸STI大学商学院塔泽恩·拉女士在发言中表示，中国的税收改革发展为东盟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，非常愿意学习中国的经验。

事实上，降低融资成本可用的手段不少，包括结构性下调存准率，降低政策利率推动货币市场利率水平下行等，并不一定要运用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属于改革目标的政策工具。随着下半年经济增长止住下行，逐步回稳，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的需求会明显下降。美联储停止加息对我国来说是减小了利率上行的压力。如果美联储在2019年开始降息，则对我国更为有利，我国利率水平下降的空间会相应拓展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建议，中国-东盟各方要积极推动财税领域的改革创新，建立完善长期治理机制，共同推动财税领域合作向更高水平、更高质量发展。与会学者从机制和路径上对“一带一路”税收合作提出了建议。厦门大学法学院廖益新教授指出：改进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效率需要突破传统的国际税收理念，构建开放多元的复合型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。武汉大学崔晓静教授建议创新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国际税收行政合作制度维护国家税收主权，防止国家税基侵蚀。